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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頭與我

    我的故鄉在山西省壺關縣大山南村,1950年春節期間和母親、姐姐一起離開家鄉隨父親到包頭生活。那時我整10歲,開始在包頭讀了小學和中學,1959年考取內蒙古師范學院藝術系,離開包頭去呼和浩特上學。1964年畢業后分配到巴盟工作,十年后的1974年又調回到包頭,在市群眾藝術館工作。又一個十年過去,于1984年離開包頭到內蒙古美術家協會工作。前后加起來有19個年頭生活、學習和工作在包頭。雖然已經離開許多年,但我的父母、長兄和姐姐姐夫都安息這里,幾個外甥還在這個城市工作和生活。還有許多一直有聯系的同學(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有)、同事和朋友還生活在包頭。因此,在情感深處并沒有離開過這座城市,我也始終把包頭視為我人生的第二故鄉。

    雖然隨著城市的改造和建設,以及居民生活條件的改善,原有的城市樣貌幾乎消失殆盡,但老城區的樣子依然鮮活地、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記憶里。我至今還經常夢到回去看望母親的情景,夢到曾經住過的那些已經消失了的街區和院落。好在我在呼和浩特上學的那些年月,每次放假回來都要到街上寫生,中山堂(人民影院)、黃河劇院、西北劇院、紅星影院、工人文化宮,民國時代的經典建筑警備司令部、位于東門外的風景名勝轉龍藏,以及新建的包頭賓館、包百大樓、東河區委、包頭東站等重要建筑,還有解放路、和平路、勝利路、中山路,民生街、圪料街、東門大街、財神廟街等大街小巷我幾乎畫了個遍。包頭與我,在茲念茲,刻骨銘心。

    特別是在我成長的初期,不能不提到曾對我產生終生影響的一位小學語文老師,他叫馮志溫。小學五年級時他是我們的班主任,六年級時他被調到新成立的包鋼中學。一年的師生交往,我記了他一輩子。就因為他把我的興趣引向了文學。他對我寫的作文總是贊賞有加,以致讓一些學習好的同班同學妒忌。他曾對我的一篇作文作出這樣的批語:“……一個小學生能寫出這樣有骨有肉的文章來,真是一件可喜的事”。本來我從小喜歡畫畫,但從此又喜歡上了文學,訂了那時最受歡迎的兒童期刊《少年文藝》,開始讀長篇小說,不是為了引人的情節,而是為欣賞各種精彩的描寫,為語言的魅力所吸引。雖然我后來還是學了繪畫,但我最終還是轉向了“碼字”生涯。馮志溫老師最初的夸贊和文學啟蒙對我的一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想到卡耐基在《人性的弱點》一書中的一句話——人性的弱點就是適宜于在贊揚中成長!這句話無論對于成長中的孩子,還是他們的家長和老師,都是絕對真理。

    在我的人生進入中年以后,事業上曾經出現一個大的轉向。那時,我在包頭群眾藝術館工作。主要任務是組織和輔導全市群眾的美術創作。自己也畫畫搞創作,作品還先后參加過兩次全國美展。也喜歡思考一些理論問題,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激勵下對過去藝術中原有的教條理論開始自覺反思。1982年初,我看到一個機會:《美術》雜志發了一則“征文啟事”!于是,寫了一篇文章(《試談造型藝術的美學內容——關于形式的對話》)寄給該刊。沒想到20天后即收到采稿通知,一個月后即在刊物上發表。過了半個月,又收到參加全國美術理論討論會的邀請。這個事件整個改變了我的人生航向。我在連續發表三篇文章之后確認自己可以改弦易轍——從事美術理論批評,放棄美術創作。而這個關系個人命運的抉擇,也是在包頭工作期間做出的。

    由于在美術理論上產生的一些影響,兩年后的1984年,我被調到內蒙古美術家協會工作,專職從事理論研究。這期間寫過的論文曾先后獲自治區薩日那獎、華北文藝評論一等獎。1988年又被推選為內蒙古美協副主席。在此后的許多年中,特別是1995年以后,我主要活動在北京,參加各種全國性的以及國際性的學術活動:理論研討、展覽評選、組織策劃各種專題展覽、各種獎項的評選活動,以及各地美術院校學術講座等等。也因此去過許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包括各省的,也包括亞洲、歐洲、美洲等國家的許多城市,學術交流之余就是參觀美術館,領略各地文化遺存和風土人情。但無論走到哪里,都找不到在包頭的那種感覺。無論走到哪里,都是異鄉異客,都有一種深深的異己感。只有來到包頭才感到踏實,感到這里才是自己靈魂安放的地方。這里不僅留存著我多年的記憶,也有眾多親朋好友對我的記憶。我的大半生經歷無法和這個城市剝離。

    此外,能讓我魂牽夢繞的就是我的出生地。我曾經在離開半個世紀后的1999年回過一次故鄉,充滿鄉愁的兒時記憶全部浮現眼前,找到幾個兒時的光屁股“玩伴”,他們居然還記著我小時候一些好玩兒的事和說過的話!雖然自家的院子早已改名換姓(土改時被分配他人),但自己的根脈在那里,地下還掩埋著自己的列祖列宗。而包頭是我的第二故鄉,也不止因為我的父輩、我的親人以及他們的后代還在那里,還因為我和這個城市曾經“一同成長”。我剛到包頭的時候,這里還是一個只有13萬人口的城市,到處灰土揚長。當時的市中心就是解放路-勝利路與和平路-中山路交叉的、設有一個簡陋的交通崗亭的十字路口,中山堂門前就是最大的廣場。我上的小學是剛剛建立的“新建小學”(后改名為環城路小學),我升入的中學也是剛剛利用關帝廟籌建的包頭第三中學。老師說,正在興建的包鋼將是中國的三大鋼都之一!于是青山區、昆都侖區拔地而起,全國四面八方都來支援包頭的建設。老城區則變成了包頭其中的一個區——東河區。

    記得老城區最早的建筑是為蘇聯專家建的三層高的包頭賓館(此前的包頭從沒有這么高的樓房),以及配套的中蘇友好館(即后來的市少年宮和群眾藝術館)。20世紀50年代的包頭真的是日新月異,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生活在這個新興城市的孩子們對未來充滿著信心,滿懷著希望。雖然1959年我離開了包頭到呼和浩特上學,但每年的兩個假期都要回到包頭,利用在學校學到的寫生手段,充滿熱情地描繪著這個和我一起成長起來的城市。在巴盟工作的十年中,也常在節假日回來看望父母。當他們進入老年需要我盡孝道的時候,我想方設法調了回來。當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病中的父親時,他不信這是真的,以為我是在騙他、寬慰他。就在我剛剛回來一個月的時候,還沒有來得及盡孝,父親就離開了人世……這些半個世紀前的經歷至今依然歷歷在目,而這些經歷都與這座城市密不可分。天南地北,不管走到哪里;風風雨雨,無論什么遭際,都不會忘掉這座常年出現在我夢里的城市。(賈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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